笔者近日关注到观察者网旗下的一个子品牌——观学院于2019年发布的演讲，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教授在讲座中详细介绍了技术革新对于当下政治制度的影响，从保守和改良的立场提出了ZF的应对方案，感兴趣的读者请移步文末参阅原文批判阅读。笔者对这位教授的方法论持批判态度，但是笔者非常认可他择取的观察角度，并据此写了一篇短文如下。

如同物质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事物一样，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在渐进与飞跃、连续与断裂的辩证关系中指数式发展的。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爆发以来，这一史无前例的技术革新又如同历史上曾发生的对人类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造成剧烈影响的技术革命一样，磕磕绊绊地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争议中开辟出一片错综复杂的新天地来。无论是自视甚高却不得不在新事物前退让妥协的传统ZF，还是掌握科技力量跃跃欲试尚且处于试探边缘的新兴企业，还是如同我们——几千年来一直被迫沉默的大多数——莫不为近乎不可捉摸的未来或者玩世不恭，或者喜形于色，或者黯然神伤。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制造业（机器生产机器）的产生为结束标志那样，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因其可以仅仅凭借使用者的简单输入生成大量代码——也就是组成它本身的必需组织——而为信息革命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沉甸甸的节点。这说明，无论从过去已有的，人类通过传媒工具干预人类社会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可以预见的，人类制造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只需要最初始的指令的前提下，通过自行学习网络资料库和自我迭代而可持续地服从于指令（甚至在不久的未来，它们或许会通过庞大的全球互联网形成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智慧生命体，就好比一个生命占据了整个网络）的未来来看，目前信息革命对传统治理模式带来的冲击实在不容小觑。历史，从整体上来看，一直都是连续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潜台词就是旧事物包含于新事物之中。无论是因为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还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总之，历史不可能如同断代史那样无中生有，所有事物之所以产生必然有其原因，所有事物走向反面必然有其发展过程。技术的迭代和社会秩序——抽象一些来讲，它们分别代表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的发展同样也是如此。在信息革命发生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十分成熟，帝国主义早已驰骋百年，当此之时只剩落日余晖，亟待一剂不由分说的猛药以求续命。

信息革命的成果从一开始便被资本家拿去，无论他们主观意愿如何，但是这一举动客观上将帝国主义形态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九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回光返照的时代。

新自由主义喧嚣尘世，苏修灭亡沉重打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收割原苏联各加盟国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人民的劳动成果，与之相随的以新兴传媒工具散布的独属于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更与原先的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国家内部的之前被打倒的统治阶级一起，里应外合地腐蚀本就不算成熟的本国无产阶级。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业资产阶级的快速扩张会使得无数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因丧失必要生产资料而破产进而流离失所，最后进入城市形成以工业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无产者，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他们因为生产和生活在一起，加之资本家为提高生产效率而培养的技术型工人和因部分先进工人率领群众向资产阶级ZF进行阶级斗争而使得后者妥协，被迫支出更多预算支持教育事业，所以形成了广泛存在不过参差不齐的阶级意识和组织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自从信息革命开始介入生产生活之后，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反而不如之前了。

资本主义社会主流媒体大肆宣传的“地球村”仿佛仅存在于信息交流和物质交换层面，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听闻有人感慨“现在发送信息越来越方便，但是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

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曾经策划谋害了数百万犹太人，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在当时却没有激起民愤，哪怕是亲手将他们送进集中营毒气室的一线士兵。首先，从史实角度看，当时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对此并不知情，在此文中并不是重点；其次，一线士兵认为，他们只是尽职地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在他们——甚至于不知情的我们而言——都是与“屠S”二字完全不沾边：按下一个按钮、关上一些门、将一些犹太人从A地赶到B地……单独来看，每一个步骤都不至于使他们成为杀人犯，但是，正是这种因信息缺失和人为割裂造成的行为，使得他们能内心毫无波澜地杀死犹太人。

事实上，这个蓄意制造信息差和消解负罪感的策略造成的后果在今天很多西方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大行其道、推诿扯皮现象屡见不鲜的地方仍然比比皆是。

而这种无所谓的心态，在基层更为常见，甚至在一些不谙世事的打工人眼中，仿佛也不是一件值得生气的事。结合起这一点，上一段中与我们认知中截然不同的现实其实并不费解，因为假如依照事物本来的发展顺序，人们因为互相不能见面而产生的疏远感，以及更深层次的，因无法身临其境地处于生产场景中造成的对于阶级意识的缺失，实际上可以通过网络本身的快捷性得到补偿，但是这一割裂却被人为地蓄意制造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稳固统治阶级自身的统治，我们由此发现，西方统治阶级在初期面临技术革命时再次毫不意外地退居在保守一方。 读者可能会好奇，笔者刚刚所举的关于集中营的例子与现时西方人民被纵向切割有什么联系呢？其实，这更像是西方统治者“堵不如疏”的现实例子。当阶级叙事的价值观被解构、抹黑，那么被分化得如同沙子一样的西方劳动人民，在履行着犬牙交错一般的职责时，结合起前文提到的信息差的阻碍，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能不互相攻击呢？细心的读者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信息差的存在是难以抹除的，但是蓄意的价值引导和有意的选择报道（以把深层次的矛盾转移到个人、一类人或者一些表象身上），就不能说是无心插柳了。